在科技部、工信部、北京市等长期领导和支撑下,我国和北京市的新能源汽车经历了近25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但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汽车行业迎来新的挑战和变革,我国汽车科技发展正进入“无人区”。“未来面临的发展风险日益凸显。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汽车技术和制造技术的竞争外,主要面临其他跨领域的四大挑战。”孙逢春说。
孙逢春认为,我国未来汽车科技发展,一是“心脏”问题,也就是芯片问题;二是“神经”问题,也就是车控操作系统问题;三是“工具”问题,即开发App问题;四是“验证平台”问题,即高端测试、验证装备问题。
“我从2017年开始就一直在呼吁要着手解决这些卡脖子、补短板技术。”孙逢春说,“如果在这四个问题上不能很好地解决,大家的汽车强国梦,将不会是一个美好的梦,汽车科技与工业将会在实现‘双循环’的战略目标上拖后腿。”
有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汽车芯片市场规模约为475亿美金,但我国自主汽车芯片产业规模不到150亿元,约占全球的4.5%。同时,我国汽车用芯片进口率达90%,先进传感器、车载网络、三电系统、底盘电控、ADAS(高级驾驶辅助系统)、自动驾驶等关键系统芯片基本全部为国外垄断,我国自主汽车芯片多用于车身电子等简单系统。随着全球经济合作态势日益复杂,进口渠道风险对汽车产业和国民经济存在致命影响。
孙逢春指出,发展自主可控的汽车芯片极端重要。“要将发展车规级芯片提高到发展我国自主可控的汽车工业的战略高度予以重视。如果没有自主可控的车规级芯片,我国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将重蹈以前合资汽车的覆辙。”
同时,要实现真正的跨界协同合作。孙逢春表示,所谓跨界协同,就是需要汽车的整车、零部件、芯片或操作系统等企业构成利益共同体,国家、企业共同努力,着力支撑和打造属于大家自己的汽车领域跨界协同合作标杆。
孙逢春还指出,要建立自己的生态圈和朋友圈。“过去,我国除了芯片本身的发展问题和缺陷之外,汽车科技和产业本身也存在着很大的困难问题。关键问题是汽车和芯片企业没有建立有效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关系。”
“在开放、合作、共赢发展的今天,大家要借鉴互联网发展的思维,要扩大朋友圈,建立开源与开放的朋友圈,让全社会乃至全世界支撑和参与中国特色的车规芯片或车控操作系统的发展,支撑验证或应用生态圈的建立和完善。”孙逢春说。